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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是中国人在本国的历史条件下所展开的一场深刻的法治变革运动，必须从本国的法治国情条件出发，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之路。

因此，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必须相应升级，以适应和应对此种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某种根本性的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已经提升到某个质变的层次。

其次，法律必须在纠纷解决的功能之外，承担起全新的功能。当时社会比较安定，重大的刑案较少。大规模的城市化及其带来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塑造了大量底层劳动力的现代化经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社会也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对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和要求。张伟仁先生描述的这种现象，与费孝通在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描述的现象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具有充分自主性的，并且相互不透明的大规模陌生个体之间就有可能形成稳定的生活秩序。商品并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它还是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抽象纽带。而我们经常在讲究体系思维的时候，遗忘了要素间的逻辑关系。

这些规则就是各种法律方法的使用规则。体系解释方法是运用法律思维规则，对所选定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和评价性阐释。为了法治命题能够贯彻下去就需要法律以恰当的方式实现。法律只能是社会关系中的法律。

中西法学家在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上有差别：西方人因为重视形式逻辑而具有逻辑推理的偏好，强调各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和融贯性。然而，由于法学是建立在判断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以客观确定的规则为根据的方法论之上的实践，因而在研究了法的一般性问题以后，应该进一步研究法的体系性。

在传统的法律解释学研究中，虽然比较重视体系解释方法，但体系思维的要素有哪些？以及在什么要素间确定具体法律的意义才是恰当的，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从其能被舍弃的意义上说，该规范是可以废止的，这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搁置在一边[23]。在法律社会学学者看来，教义学法学（或者法律推理方法）的缺陷是不能保障法律推理大前提正确性的，具体的法律规范都与其他法律规范、社会规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最终实现以法律的名义（或者说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治理。

【中文关键词】 体系思维。由于理解的不同，误解随时可能产生，以至于法律规范之间、法律规范与待调整事实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因为过分简单化往往是扭曲现实[24]。正像雷磊教授所说：任何‘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学的产物。

西方法学家通过确定各种形式的法律渊源，来限定过于宽泛的法律范围。由于没有以法律的名义融贯法律外因素，这样，不仅法律规范体系没有权威，而且造成了法律意义的更大不确定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视整体，因而需要引进逻辑分析来保障法律意义的安全性。法律规则背后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具体法律的意义也不必然地源自于其他社会因素。

[5]参见陈金钊：《用体系思维改进结合论、统一论》，《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在我国法理学之中并不缺乏体系思维，但基本上是站在立法立场上解读法律的体系性，缺乏从司法的角度论述体系思维的重要性。因而认为，所谓体系思维以及体系解释方法主要就是联系上下文，最多就是在不同部门法之间寻求法律意义的逻辑一致性。体系思维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是在经过法律发现获取具体的法律以后，对所发现的具体法律是否恰当的进一步证成。[29]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系化方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开放的体系解释是一种维护和谐秩序的方法，是执法者、司法者平衡社会各因素以及具体案件当事人纷争的方法。

虽然经过法律检索所发现获取的都是具体的法律，但它是整体法律的一部分，而根据部分法律所释放出来的意义应该与整体性法律保持一致性。让思维结果的单纯合法性让位于法律与社会关系互融的恰当性。

与纯粹根据正式法源的三段论推理获取合法性不同，广义封闭体系解释是为了寻求最佳解释答案，是在论证的基础上寻求合法性。法律规范体系形成以后的实施，不仅是贯彻法律条文，还包括对所选定的具体法律规定重新进行体系思维，进而使法律的整体性得到落实。

这两种姿态在中国法学和法律实践中都有所反映，但缺乏系统、认真的研究，以至于人们的思绪经常在两者之间飘忽不定，不仅影响到法律的实施，有时甚至还出现违背法治的现象。这样，在中国实际上就兴起了更为开放的思维体系。

在体系解释中不应该对与法律规范无关的概念进行阐释，每一个概念都应该有相对应的法律现实。立法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为规则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扭曲。只有把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加以运用才能找到恰当的、可以被接受的处理纠纷的方案。虽然对体系解释中的要素有不同的理解，但人们已经发现体系思维与法律方法结合的重要性，已开始借鉴西方法学家在体系思维过程的逻辑要素与方法。

法学研究以及法律问题的解决带有很强的论辩色彩。对于法律的体系性解释是法制统一和法源一致性的要求，是满足法律价值融贯性的思维理路，是满足思维过程的逻辑不矛盾律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有些法律人在典型案件的处理上接受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或教义学法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法律就是立法者创设的法规，是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尽管这种阐释可能包含着历史、社会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考量，其核心始终在于对有效的法律进行解释和系统化。

对于再体系化, 萨维尼揭示了四个规则：一是体系化研究应该具备一定的抽象性与无矛盾性。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与社会之间就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们的研究发现，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认识论，虽然对从体系的角度认识法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缺乏以法律方法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塑造，也就无法从思维的角度帮助法治的实现。[16]扬•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魏磊杰、吴雅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7页。政治学学者的体系要素主要是政治要求，法学学者的体系要素主要是法律规范，伦理学学者的体系要素是道德规范，社会学学者的体系要素是文化传统和语境等，不一而足。法律不是孤立的，具体法律的意义也不可能仅仅从文义解释中得出。

然而，由于在法学研究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法律规范的光芒过于耀眼，法律就是法律的观念十分流行，以至于很多人在确定思维体系的时候，看不到法律外的其他社会规范的作用。在法律渊源体系中的论证是体系思维的法治方式，能够满足法治的排除任意、限制权力的基本要求。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法律的独立作用，就可能割裂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19]雷磊：《法律体系、法律方法与法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页。

然而，对法律解决方案的选择不是漫无目标的无规则活动，需要在构成法源的各要素中进行探寻。在广义封闭的体系要素中，对法律意义的探寻，需要在构成法源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去寻求。